中山大学研究团队发现两栖动物新物种——广州湍蛙Amolops guangzhouensis

研究背景 

    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核心位置，南面为开阔的珠江入海口，北面则有数座海拔逾千米的山峰，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显著，水热充足。这些适宜的自然条件，共同孕育了广州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截至2025年末，广州已记录有36种两栖动物，占全省两栖动物物种总数近三分之一。此外，广州还是我国两栖动物研究的肇始之地。第一种以中国标本命名的两栖动物虎纹蛙Hoplobatrachus chinensis，其标本即来源于广州的黄埔古港；首位描述两栖动物新种的中国人是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教工的陈秀英，在她描述的新种中就包括了以广州命名的广州姬蛙Microhyla cantonensis（现为粗皮姬蛙Microhyla butleri的次异名）。

      戴云湍蛙种组（Amolops daiyunensis group）已知3个物种，分别为分布于福建戴云山的戴云湍蛙Amolops daiyunensis、粤东和闽南的潮州湍蛙Amolops teochew以及香港和惠州的香港湍蛙Amolops hongkongensis（图1）。该种组以无背侧褶、鼓膜不显、无犁骨齿、跗腺显著等形态特征区别于湍蛙属的其他种组。然而，过往关于该种组的研究较少，野外调查亦有空缺，一些久已有之的分类问题直到最近才得到解决。因此，该种组内可能仍有未被描述的新物种。

图1. 戴云湍蛙种组各物种的地理分布

研究结果

      2023–2025年，陆续在广州市从化区的良口镇大坪村和流溪河森林公园，以及惠州市龙门县的南昆山自然保护区采集到了多只该种组的湍蛙标本。形态上，这些标本彼此间极为相似，而与上述已知种之间存在差异，提示它们可能代表了一个尚未描述的新物种，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分子系统发育和形态统计分析。

      基于线粒体DNA片段16S和COI的系统发育分析（图2）显示，新采集的标本全部聚为戴云湍蛙种组内一支稳健支持的独立演化谱系，与其他种间的的遗传传距离为1.45%–2.72%（16S片段）和9.57%–13.13%（COI片段）。基于使用Thorpe方法校正的形态量度的主成分分析（图3）表明，新采集的标本无论雌雄，均可在第1、第2主成分空间中紧密聚集并与其他种分开。分子和形态结果一致确认这些标本不同于所有已知物种，代表了一个新物种。该物种被命名为广州湍蛙Amolops guangzhouensis，既表明其模式产地位于广州，又用以纪念广州在中国两栖动物研究中的肇始地位。

图2. 基于线粒体DNA片段16S和COI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图3. 校正后形态量度分性别主成分分析第1、第2主成分空间散点图

      广州湍蛙体型中等，成年雄性体长43.2–44.2 mm, 成年雌性体长41.3–46.6 mm，未见雌雄间体型差异。可通过下列形态特征将该种与戴云湍蛙种组的其他3个物种相区别：背面橄榄色，散布较大的黄色和深褐色斑纹，腹面白色；体表多处遍布半透明白色微刺；第II、III、IV指的指基下瘤不明显；跗腺和跗褶均显著；繁殖期成年雄性第I指背侧及内侧具黄色婚垫和密集的细粒状婚刺。广州湍蛙是戴云湍蛙种组中已知分布范围最西的物种（图1），拓展了对该种组地理分布范围的认识。

      目前，广州湍蛙仅发现于广州市从化区和惠州市龙门县海拔300–600米的几处山溪中（图4）。该种的种群现状较为乐观，部分栖息地也已被自然保护地所覆盖。然而，鉴于对其生物学特性和实际分布范围等信息仍知之甚少，因此未来依然有必要持续关注其生存状况，继续做好研究和保护工作。

图4. 野外自然状态下的广州湍蛙

论文信息

    该研究成果以“A new species of Amolops Cope, 1865 (Anura, Ranidae) from central Guangdong, China”为题，发表在国际动物分类学经典期刊Zootaxa。生态学院博士生宋晗铭为论文第一作者，刘阳教授和生命科学学院王英永高级工程师为共同通讯作者。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王付煊，生态学院博士生齐硕、科研助理王昊天，以及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广州森猫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南昆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部分人员参与了研究工作。研究得到广东省动物志编制项目、广东省科技厅专项科学考察项目和广东省野生动物监测救护中心鳄蜥种群调查监测及同域两栖爬行动物调查的资金支持。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1646/zootaxa.5750.2.8